作者：王富海
注：此文是11月24日王富海董事长在省委“十二五”规划建议征求意见座谈会上的发言
1990年-2009年近二十年间，广东省城镇化率由36.8%上升到63.4%，成为全国城镇化率最高的省份。但与城镇人口每年增加5.2%相比，农业户籍人口每年减少0.9%，净减少的779万人对城镇化2881万净增人口的贡献率仅占27%，由于城镇化占地，同期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下降26%，农民的人均收入增加5864元，仅占同期城镇居民收入21574元增加值的30%，2009年两者收入比例为1: 3.29。
这组数据说明三个问题：
1、以人口的城镇化率作为“一次城镇化”指标，广东省的一次城镇化并没有数据显示得那么光鲜，对省内农民的带动作用没有想象的大；
2、广东工业化、城镇化的包容性强，外来人口剧增的贡献大，“再城镇化”的经济、社会与环境压力大；
3、广东文化中各级政府的“弱统筹”模式功过参半，而城镇化在动力、布局、政策、投资上都需要较强的推进力度，广东城镇化欠账大。
在上述三个“大”的基础上，还应该加以个“大”，就是现行的制度体系和管理体系对广东“再城镇化”的制约大。主要由于现行机制自上而下沿用中央集权下的条条操作模式，而这个模式操作的重点是经济增长尤其是工业发展，没有形成有利于城镇综合协调发展的政策集群，包括城乡土地制度、财税制度、金融政策、福利制度、人口制度和住房政策、第三产业发展政策、决策与建设体制等，城镇化及城镇发展只作为条条优先的各项政策的副产品，总体上支离破碎，而没有成为施政的重要抓手。
为什么城镇化是施政的主要抓手？
科学发展观作为执政理念提出七年，到十七届五中全会形成了完整的施政纲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民是短板，出路在于减少农民，关键在于城镇的容纳力和健康水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调整、科技进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扩大内需、现代产业体系、农业、服务业、信息化、区域协调、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目标和内容，都和城镇化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健康的城镇化是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统筹兼顾、改善民生几大原则的最有效手段。尤其在十二五时期，机遇与风险错综复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非常关键，城镇化带来的巨大投资需求（城市每增一个人口带来50万元的投资）和产生的巨大消费增量（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将近4倍）将为此提供最重要的贡献。设想广东五年内将现有三千多万农村居民中的20%转化为居民，将拉动投资3万亿，并带来需求的刚性增长。。
十二五如何抓好城镇化？
首先确立适度超前的两大目标，一是扩大一次城镇化成果，城镇化率提高8-10个百分点，重点在于现有农村居民的的城镇化转化上，力争每年平均转化100-150万人；二是提高“再城镇化”水平，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建立城镇乡村分类分级的阶段性标准。
在此基础上抓好政策、规划、实施三个方面的工作：
1、在政策和机制上，全面检讨现行状况，找出阻碍或者不适应健康城镇化和城镇协调发展的内容，针对城乡土地制度、财税制度、金融政策、福利制度、人口制度和住房政策、第三产业发展政策、决策与建设体制分高、中、低三种目标研究改革与改进措施供省委决策。
高目标为全面改革，大胆创新，先行先试，建立有利于“块块”科学发展的新模式；
中目标为全省的关键要素制度改革和局部的综合改革试点，控制风险，重点推进；
低目标为控制在国家政策框架内，在具体执行的对策和方式上加以改良。
2、在规划上，建立经济运行和空间整合共同发挥协调作用的“双平台”。长期以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综合用来协调各项事业的手段为发展导向和资金平衡，基本忽略了空间导向，最新的主体功能区粗放且欠缺手段，而城镇体系规划和城镇总体规划同样考虑全面要素进行综合协调安排，但由于一般经济部门而非综合部门，规划难以实施。我参加了两轮珠三角城镇群规划，均轰轰烈烈但实施无奈，近两年建设厅在省委省政府支持下做了诸多专题规划，一直试图强化规划的操作性，但只要跨部门就难以落实，甚至规划费经常没着落，因此，城镇化的空间整合就成为缺项。第二次城镇群规划出台四年后纳入珠三角改革发展纲要，效果完全不同，说明双平台的必要性。比如我们正在做的珠三角轨道沿线发展规划，首先在原来的线路规划上就有较大问题，建设厅在定线后介入已经很难扭转。
3、在城镇化的政策与规划实施上，应当建立省级政府积极统筹、强势推进的新指导思想，集中一定财力，采取多种手段，借鉴“绿道模式”，将过去消极的“绿线”控制规划转化为积极的行动规划，重点推进若干行动规划，如“轨道”，今后推至“河道”、“管道”、“进城道”，尤其在广东最难实施的迁村并镇等空间整合方面有较大的突破。
总之，21世纪中国城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是中国走向小康和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广东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保持领先的战略手段，限于时间，很多话题无法展开，只能班门弄斧，呼吁领导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