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奥动态 | 王富海《深圳:年轻的城市,青年的规划》

时间:2022-06-22
​蕾奥动态 | 王富海《深圳:年轻的城市,青年的规划》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规划师王富海在第十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上以《深圳:年轻的城市,青年的规划》为题作报告。

报告通过对深圳近40年快速城市化过程的回顾,展现了在这座年轻的城市中青年人的作用和力量,讲述了一代代青年规划师如何平地起新城,将深圳建成我国重要的经济发展引擎,还讨论了规划的未来转型并寄望于当代青年规划师。

青年之于深圳

深圳是一座具有高流动性的移民城市。不断有人来、也有人离开的人口流动状态使深圳人的平均年龄常年保持在30岁出头。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深圳在全国超大城市中是相对特殊的,享有巨大的年轻红利。因此,深圳是一座充满活力的超大城市。

年轻人的特质塑造了深圳的城市气质,如敢闯敢干、开放包容、多元复合等等。深圳的文教体卫等配套设施与许多同类大城市相比,在指标方面相对落后,也源自其不成熟。

更进一步讲,这种年轻的状态是有激情的、善于学习的、生态化的、不排外的。不同学历、背景、起点的年轻人形成了深圳重要的社会生态,这是深圳发展的重大要素。“来了就是深圳人”的非本地心态,是一个流动中的移民城市保持强大竞争力的重要条件。

深圳的人口构成状况背后有两方面动因。

一是经济动因,全球化与科技革命。深圳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选择了流动性很强的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产业,从早期的加工到后期不断升级换代,从而导致了城市和人的迭代与更新。

二是社会动因,中国的城市化。从人口结构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和城市收入结构是橄榄型,而中国是金字塔型。人口从农村进城的绝对城市化,进城的基本是相对贫困的人群。这种从头起步的城市化过程在几乎从“一张白纸”起步的深圳反而得到了较好的回应。


青年之于深圳规划实践

深圳第一版正式的城市总体规划是86版总规。负责人是中规院周干峙院长,依托的总体所的所长是同济老学长胡开华先生,总规期间成为深圳规划局长。项目邀请了当时中国规划界一批权威专家共同参加。

那一代人经历了50年代注重快速建设、60~70年代城市建设的长期停滞,在这一轮深圳规划中,他们的青春积淀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释放。此轮总规作为中国城市总体规划的重大提升,开启了中国“规划的春天”,为规划在城市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打了很好的样板,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青年规划师们的集体杰作。

1993年,深圳已经从早期规划的375平方公里经济特区扩展到近2000平方公里的城市,并开启了新一轮的总体规划。96版总规由我带领一群专业经验并不丰富的青年规划师全面承接,大胆突破,进行了多重创新。

比如,规划范围从经济特区覆盖到全市域,将全市域的建设与非建设空间统筹规划;既要适度超前又要考虑人口结构、提出当量需求;延续了深圳滚动规划的特质,同时将区域协调工作放到整体城市布局与发展内容中等。这些创新思路在当时具有相当的领先性。

 至此之后,深圳规划行业的团队、数量、创新力和影响力都有了大幅提升。1999年,中国建筑学会推荐深圳总体规划申报国际建协的城市规划专项奖。我负责申报工作,以两版总体规划和深圳20年城市建设成就共同组成的申报材料《寻求快速而平衡的发展——深圳城市规划二十年的演进》获得第20届国际建协大会阿伯克隆比爵士奖荣誉提名奖。

青年规划师与深圳共成长,青年人的不断涌现也让深圳规划持续创新。

深圳的创新不局限于总体规划,近期建设规划开全国之先河,并始终保持领先状态;深圳的生态控制线早于全国城市生态保护线十几年,保证深圳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在狭小的土地面积上得以保留大片生态空间;

深圳的城市更新工作在全国率先开展,在多方利益主体涌现的背景下,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开启了全新的规划范式,提出了“三阶段、七环节”的流程,开创了掌握政策并准确运用的先例;规划结合新技术进行行业跨界,面向未来不断探索创新,深圳青年规划师对智慧城市建设、未来城市设想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

深圳实践与经验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特区特例,改革创新;立足深圳,服务全国;来过深圳,奔赴全国。早期由于特区身份特事特办,在宏观环境与主观意愿的共同推动下,深圳在规划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强大的规划设计力,涌现出众多的规划从业人员和单位,服务全国。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众多来过深圳的规划师将深圳经验带往全国各地。


青年之于未来规划

中国的规划百年,在现代主义影响下的理想构建的性质未变。百年中,我们的规划教育一直是伟大的、不落后的。但在国家百年发展史上规划应用经历了坎坷的历程,只有一半时间(最近四十年)规划得到了正常的应用。以物质建设为主的规划在中国新城发展中收到了尴尬的实施效果,这一点值得反思。

前年,中央文件对深圳的评价和判断是魅力、动力、活力和创新力。这其实是一半的规划和一半的非规划共同作用的结果。一部分是自上而下的规划的秩序深圳,有着明确的用地布局安排;而另一部分是自下而上的生长的活力深圳,受到很多非规划因素的影响。“两个深圳”融合互补,顺应了中国城市化初级阶段金字塔型的社会生态,是深圳成功的“特殊密码”。

此外,改革开放使得深圳敢于打破条框。以华强北为例,自下而上驱动,政府不刻意经营,未使用土地和规划既有法规的大棒,而是积极引导街区式发展,给予宽松的优惠政策,形成低成本模式,提供了低廉的商务发展环境,通过市场需求引导,实施功能重组,自发完善配套。

近30年来,技术变革和社会思潮带来了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而中国规划仍在沿用百年前的范式,百年规划带来的一个新课题是,能否出现中国自己的创见?

规划基础理论方面,应该从“人口”走向“人类”,即考虑人口的分类问题与需求的多样性。依托新技术方法开启更加专业化和具体化的即时城市诊断,从规划编制与跟踪实施的模式转向发现城市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从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规划结果与精英主义的价值观回归现实主义、人文主义。

在城市漫长的发展史中,大规模快速新建只是阶段性的,更新和运营才是城市发展的常态。规划要学会从营造走向营运,在营运当中做好营造工作。在规划百年之时,我们的未来已经启动,青年仍然是规划的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