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7年12月14日，我公司王富海董事长应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邀请，出席了深圳2035总体规划研讨会。王董结合自己参与过历版深圳城市总体规划的经验，以及深圳独特的发展历程，从空间结构、空间政策和规划审批等方面，对2035总体规划的核心内容和深圳未来发展的“硬件”配套等方面提出了建议。以下内容摘录整理自现场发言速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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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第一：总规真正的价值所在
首先，总体规划是什么？ 如果说总体规划是撬动城市的一根杠杆，那它选择的支点是什么？答案是空间。我们对城市功能、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投入，都将反过来撬动城市未来的发展。而空间是其核心，我们对城市所有的干预都要考虑其对空间的影响有多大，以及对空间的需求有多大。
其次，总体规划要解决什么问题？ 总规的规划内容，头一个就是城市性质。为此很多城市都绞尽脑汁寻找合适的说法。深圳现在是全球最高密度的超大城市，如果要给深圳定一个城市性质，我认为要加四个字——全球最高密度创新宜居的超大城市，但这是深圳在城市化发展中面临的最为复杂的问题。我们的总体规划要解决的，就是要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总体规划能解决的，是对我们空间有绝对影响的要素安排问题。 这里的“要素”，指的是会影响我们城市总体结构的要素。比如一个养老院的规划和调整不是值得在总规中讨论的事情，但是，在人地矛盾尖锐和人口老龄化的当下，要以怎样的标准安排养老设施的布局和建设，甚至是否需要考虑调整生态线的管控以弥补设施用地供给，则是总规不可回避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在哪个层次就要解决哪个层次的问题。同时，既然总体规划无法解决所有问题，那就需要借助城市规划的多层次、多系统、多手段来发挥作用。
我认为第一版深圳总体规划是最成功的。 我们建立了特区带状组团式结构，每个组团中间设置了隔离带，主干道两侧设置了绿化带。这主要考虑为日后修轻轨进行预留，是可持续的做法。虽然深圳现在的发展相较当年的总体规划已有了较大的变化，但规划确定的城市结构为今天的深圳奠定了基础。
深圳第二轮总体规划是我负责的，我当时自认为设计了很好的结构，但现在回过头反思，还是觉得失败了。比如当时希望深圳能建设成为多中心城市，但今天我们看到深圳城市的重点还是回到了市区的大中心。这一方面是客观规律使然，同样是多中心组团结构，深圳原特区内外的实现情况大不相同，必须考虑实际的发展主体、经济社会结构、制度支撑等多个因素的差异。另一方面，结构设计好了，但在规划实施中没有围绕结构的实现做好文章，仍会导致总规的失败。和马 兴 瑞 书 记就东 进 战 略对话的时候，我就说东进修路是双刃剑，如果我们把修路的钱拿出一半培育龙岗、坪山成为城市服务的次中心，那就可以回避很多交通的需求，在特区外当地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总之，要围绕总 规确定的城 市 结 构对开 发 建 设行为决 策施加影响。
2007版总体规划则在结构上存在明显失当的地方。这轮总规新提了一个北部发展带，但实际上这些现状以 工 业 区 为主的组团之间很难形成实际的城镇联系，影响更坏的是，加之原特区外若干新城中心的提出，模糊了全市发展的空间焦点，此后十年间深圳的城市旧改在空间上完全是随机的。而之前我们的城市是有组织的，哪怕在城中村，容 积 率 达到3，也已经适应了下面的给水、排水和周边的学校等公服配套。但突然拆除重建，把 容 积 率 从3随机改到8，城市怎么能更好的运作呢？因此，旧改问题上一定要有空间导向，但我们当时的总规在结构上没有提供这样的可能。
如今，深圳早已从建设阶段走向了运营阶段。科技在进步，环境、要素、条件，以及人的观念都在变化，我们根本无法准确预测那么遥远。2035总体规划中真正有用的，还是城市结构。要有一个稳定的城市结构，使城市的更新、发展可以有条不紊的按照这样的结构走下去，五年以后、十年以后再来检讨一下2035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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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政策：对城市重大问题的关注
在城市运营阶段，我们提出的对城市有重大影响的要素，都需要有决策（即确定结构）。有了决策就得为之立法，形成关键的空间政策。只有如此，总规才能真正成为城市施政者手中的有效工具。
首先是住房政策。过去三十年，城中村解决了一半所谓“D-D人口”的居住问题，成就了深圳的包容发展。如果没有福田中心区，深圳可能不会受到太多影响，但如果没有城中村，今天的深圳绝不是中国最好的城市，绝不是创新型的城市。李 克 强 总 理在上一任期就提出了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但时至今日还没有哪个城市认真解决了这些问题。现在北京在赶，上海在赶，深圳在留，但是有没有制定出真正能让他们安定下来的政策？今后城市的竞争不再是人才的竞争，而是人力资源的竞争，住房政策实际上就是人口政策。
其次是公共设施政策。深圳现在投入了大量财力和土地建设大学，但我们应当反思深圳还有多少地、应该有多少大学，像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占用生态线、南科大搞园林式校区低 容 积 率开发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是不是应该有政策约束？再如商业办公，前海、后海、深圳湾超级总部安排了这么多的办公楼，福田还要跟上，要在香蜜湖继续安排上百万平米的，实际上特区内如此增加这么多就业岗位，对城市格局未来一定是破坏性的。我们是不是要想办法转到外国，怎么转？这也是政策问题。
再如工业用地政策。深圳现在保了36%的工业用地。从初衷来看，为了防止产业空心化，这是好的。但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工业用地比例超过30%的是彻头彻尾的工业城市。这还是按照中国的标准，按照世界的标准，拿东京对比。它城市工业用地比例不到5%！今天保36%的工业用地意味着什么？我们在总规中是否有很好的研究？在保有如此大量工业用地的情况下，城市未来的居住空间将面临很大问题。放着成本最低的工业用地不拿出一部分来用，却在城中村上拆除重建安排居住，相关的人才居住补贴、公共设施投资的成本必将居高不下。
总规必须讨论这些重大的公共政策，而不是像市 长做的政 府工作报告那样各个领域一一点到。我们要讨论深圳涉及公共空间的政策，这才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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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人大审批：总规制度改革的落脚点
按现行法规，深圳总规要拿到国 务 院审批。但城市规划是地方事务，国 务 院批了也不管具体实施，在深圳也造成一任领导一任规划。总规做得再好不执行等于没用。因此，多年来我一直希望总体规划要放回地方人大审批。这个权利是实实在在的，即使他批了未必会批得很高明，但地方人大会盯着总体规划的执行，任何一任市 长要向人大报告要怎么执行总体规划和执行得怎么样，而不是随意修改总体规划。这也是需要大家共同呼吁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