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深圳过去38年的城市建设史上，城中村的建筑体量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尽管长期以来城中村的诸多问题被广为诟病，也一度被视为城市"毒瘤"，但认真审视深圳的发展历程，城中村以其均分布、低成本、齐配套、多样多变等特点，为深圳不同时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是这座城市活力、潜力和动力的重要来源。与充满自上而下的秩序感的规划深圳相比，具有自下而上的包容性的城中村可谓"第二个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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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尽管被称为“按照规划而建”的迅速崛起的城市，但没有采用大一统“一张蓝图干到底”的单一组织模式。
1996年，深圳市颁布第一版覆盖全市域的城市总体规划。但实际上，自上而下的规划秩序很难在当时的村庄集体土地上得到充分的贯彻落实。在“通常套路”下，往往要对原村庄进行整体拆迁，将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方能纳入城市规划的作用范围。
相反，深圳没有对城中村进行强制拆迁，而是安排其就近拆旧建新，并建设小规模的工业区，尤其原宝安县政府只能集中开发管理县城所在地的自上而下建设，放任更多地方以村为单位各自建设，使深圳自下而上的开发区域和建筑总量占据了“半壁江山”，可谓“第二个深圳”。
深圳城中村最典型的空间形态特征是高度的破碎化小单元，但在市域层面又较为均质分布，与规划建设区形成共生融合的发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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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阶段 ，城中村就扮演了招商引资基本单位的角色。村级工业园为香港制造业北上提供了发展空间，城中村也为大批涌入城市的产业工人提供简单的居住配套。
1978年7月，香港怡高发热线圈厂与宝安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合作试办加工厂，办成了我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如今，上屋村仍是宝安区现存较大规模的城中村。而加工厂原址已改建成全国首家以劳务工为主题的博物馆——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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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城中村基本只有最初级的工业和居住功能，虽然在治安、环境、管理等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但也顺应了深圳早期发展“三来一补”产业时节省成本的客观要求，也适应了该阶段下深圳城镇人口的收入结构问题。
逼仄压抑的握手楼，密如蛛网的高架线，随处堆放的垃圾，低廉简陋的住房……是城中村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在很长的时间里，城中村与“中国版贫民窟”、“城市毒瘤”等划上了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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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深圳的快速发展商业、大学、办公以及其他类型园区逐渐兴起，在其中工作和服务的人群仍会受到城中村低成本优势的吸引，如湖贝村之于罗湖商圈、岗厦村之于福田CBD、桂庙村之于深大、大冲村之于科技园……
这些城中村为相对低收入群体提供了距离工作地点较近又支付得起的生活商业配套，满足了他们的基本生活服务需求，实际上也降低了整个城市的综合生活成本，更好地支撑起了城市新功能的多元化发展。
左起依次为湖贝村、岗厦村、桂庙村、大冲村。它们均位于深圳重要的功能区块附近，都曾为在邻近地区就业和服务的人群提供了低成本、齐配套的基本生活服务功能。截止2017年，这4座城中村均已启动或已完成拆迁改造。在造就一大批一夜暴富“传奇”的同时，也加剧了深圳原关内地区的“绅士化”倾向。如2011年底启动施工的大冲村改造项目，就涉及到1000户左右原居民及300多户非原居民的动迁、7万多暂住人口的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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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转向创新驱动的阶段，城中村的存在仍能为深圳市的创新提供了非常好的物质条件相对较低的成本和相对较高的各方面配套，促使深圳的创业创新能够像遍地野草似的发展，通过繁衍淘汰，最终出现若干成功的大型创新企业。
1991年9月，华为租下了深圳宝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开始研制程控交换机。最早的华为公司既是生产车间、库房，又是厨房和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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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拿杭州的产业小镇与深圳的城中村来做比较，前者就是在高成本的市中心之外找到一个地价相对便宜、能够形成产业集群、又有基本配套的空间，再围绕主导产业建设职住一体、成本较低、生态完备的配套场所。当然，杭州市区外围的产业小镇往往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丰富的文化特色或者独特的环境条件。
全国知名的云栖小镇地处杭州西湖区之江新城中部，距离杭州市中心约17公里，前身是转塘科技经济园。最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城郊接合部工业园，仅20余家企业抱团取暖。2012年底，园区创建了浙江省首个云生态小镇。2013年阿里云与西湖区合作共建阿里云计算创业创新基地，成立了全国首个云产业生态联盟，即“云栖小镇”联盟，并召开首届阿里云开发者大会。随后阿里云开发者大会(后更名为“云栖大会”)永久落户云栖小镇，2018年云栖大会参会人数达到12万人。良好的交通区位、优越的自然环境、清晰的产业思路、关键的龙头企业、完善的服务配套，是这样的产业小镇能够快速兴起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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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创业创新的角度，深圳的城中村也充分提供了上述创业条件，并且是均匀分布于城市中心及其周边，不仅数量更大，也更具多样性。可以说，深圳用更低成本的方案实现了杭州产业小镇所要达到创业创新环境。
观澜版画村、大芬油画村、田面设计之都可以说是全国闻名的文化产业村。它们基本都是在原有村落的基础上，或依托名人效应，或根据既有产业，或通过政企合作，通过引入相对完善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因势利导自下而上的发展而成，逐渐成为深圳的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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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价高企的今天，深圳仍能喊出“来了就是深圳人”，并保持较强的人口吸纳能力。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城中村成为吸纳外来就业者、毕业生和创业者们可以住下来的重要场所。
2014年以来，深圳常住人口增量在全国一二线城市中位居首位。在城市增量人口普遍下降甚至城市常住人口负增长的今天，这是一项非常有力的城市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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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大量的外来人口几乎无门槛的进入这座城市，若干时间后他们当中只有一部分才能长期扎根下来，但每年又有新的人口持续涌入，这将成为深圳今后人口发展的一个自然动态的方式。 但若无城中村，深圳整体的生活成本就得大幅提高，进而导致城市对人才和劳动力的吸引力迅速下降，直接伤害城市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性价比颇高的居住成本是深圳能够持续吸引新人口的关键。近些年，由房地产企业介入的公寓式改造或建筑微改造实际也变相提高了城中村的居住成本。如龙岗某村过去月租450-920元的单间经改造后，提升到1800元以上，增幅可达2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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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中村的分布相对均质，使得即便在高地价的市中心也有条件就近居住，从而缩短了大量居民的职住通勤距离，保障了深圳作为一个超高密度的超大城市依然有着良好的交通状况。 甚至优于很多人口密度低于深圳的城市，这也是城中村对于深圳城市结构发展一项非常重要的作用。
2018年第4季度全国百城交通拥堵指数排名，深圳位于第62位。在全国8个机动车保有量超过300万辆的城市中，深圳的拥堵指数也仅排第7名。深圳的交通拥堵情况远好于北上广。
数据来源：百度地图《2018年中国城市交通报告》
由城中村和规划建设区在空间上相互穿插、共融形成的“两个深圳”，在空间秩序上颇为混乱，但在运作效果上却呈现了意想不到的高分—— 使深圳可以容纳从低到高的各种产业和多种收入的各类人群！
一座城市既有自上而下的秩序之美，也要有自下而上的活力之美（左图是福田CBD，右图是福田水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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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共同记忆”可能是曾经的地标和知名的景点，但更多的却源自生活的氛围、历史的气息、文化的传承和舌尖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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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深圳的发展能够显现出今天的活力、潜力和动力跟城市的包容性、多样性有着很大的关系。 这其中，作为“第二深圳”的城中村有着巨大的贡献！
2018年11月，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就《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总体规划（2018-2025）》公开征求意见。规划首次将约99平方公里的城中村居住用地划入综合整治区，明确规定在规划期内不得进行拆除重建。这意味着，城中村对于深圳的价值和意义已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
图片来源：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官网